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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场域”:“媒介”意义的非现代阐释
2019年07月31日 09:32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钱佳湧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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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实证主义的传播学将“媒介”与大众传媒画等号,并视之为一种信息传递的工具。而麦克卢汉以降,包括德布雷在内的诸多学者对“媒介”的定义则要宽泛许多。同时,媒介也不仅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且成为人类的生活环境和图底。对“媒介”的认识发生变化是理解传播与“媒介”的基点从社会、国家如何对个体施加控制转移到人如何“在世存有”这一根本性的变化造成的。“媒介”可重新界定为“容纳”人、技术、权力、资本、文化等不同要素的“行动场域”。“媒介化”则是不同要素在“媒介”这一“行动场域”之中彼此汇集、互嵌的行动过程。“媒介”既非实证主义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之中性的“工具”,也不是一种先验的、制度性的要素,其意义在于为不同传播要素间的互嵌和转换提供了丰富可能。

  关键词:媒介/媒介化/行动场域/实践转向

  作者简介钱佳湧,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以“媒介”为关键词,勾连起传播及其工具与“人类不同阶段传播文明之间的关联性”。①相较之前将“媒介”看作屈附于人、社会、国家的意志,并在传递讯息的实践中彰显其意志的“工具化”观点,此种将“媒介”主体化为传播研究检视焦点的思路无异于异端:媒介跳脱人的役使而成为社会传播环境的主导,并最终使其对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风貌,具有某种“垄断”性的影响力。②

  关于“媒介”的讨论由是延伸出两种不同思路:在实证主义传播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这里,“媒介”等同于大众传播机构与内容,并被当作是国家、社会、组织同个体间直接且必要的连接和中介物(即“媒介”乃是一种传递信息或价值观的中性工具);③而自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开始,“媒介”被广义地界定为“人的任何延伸”,④因而包括货币、服装、住宅、城市在内的一切人借以经验社会和自然的“中介物”均天马行空地进入“媒介”的“能指”域。同时,在与人、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媒介”被提升到“主体”的地位。正如约翰·汤普森(John B.Thompson)所指出的,“媒介”所影响者,“不仅止于个人的意识层次,更扩及社会集体生活”,因而媒介乃是“社会中‘中介的社会性’无法忽视的建制”。⑤

  从大众传播机构与其内容,到货币、服装、住宅、城市,实证主义传播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与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派学者对“媒介”的定义明显不同。“所有定义均是特定的。它们与某些目的或某些情势有关,因此,仅适用于一个严格限制的领域或‘论域’”。⑥实证主义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同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学者在“媒介”定义上的分别,以及后者何以将“媒介”问题主体化社会生活中独立的“建制”,⑦而不仅仅以“工具”论之,都需要我们再仔细爬梳其各自在讨论“媒介”时的“论域”和出发点。

  在这种对“论域”重新爬梳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物”化媒介理解的思路:⑧即“媒介”既不是实证主义传播学、法兰克福学派之中性的“工具”,也非某种先验的逻辑和法则(“媒介”在传播中并非纯粹地是“客体”或“主体”),而是“容纳”人、技术、权力、资本、文化等不同传播要素的“行动场域”(fields of action),其意义在于为不同传播要素间的互嵌和转换提供可能。由是,“物化”的媒介如何为不同传播要素的互嵌和转换提供了丰富可能性,以及不同“媒介”所代表的不同“可能性”之叠加如何构成今日人类传播的复杂图景,构成媒介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从“社会如何可能”到“人如何存有”:“媒介”研究的视点转换

  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将传播区分为“操纵式传播”(manipulative communication)与“分享式传播”(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⑨其中,“操纵式传播”更多侧重传播/交流(communication)一词“使普及于大众”与“传递”的意涵,⑩强调“给予/告知”(imparting)信息,因而与对话和互动的观念风马牛不相及。(11)

  显然,20世纪40至50年代肇兴于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便是以“操纵”的观点切入对传播的讨论。以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对移民报刊的研究为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帕克将报纸传播信息的意义指向促进外来移民融入美国社会,从而有利美国国家目标之实现、社会正常运作:“一部分移民与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在报纸上的言论有可能激起与我们国家之目标有违,或者干扰社会机体正常运作的行为……通过鼓励移民报纸强调其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我们相类似的地方,或者展现出对美国人友善的一面,有可能加速外来移民‘美国化’的过程。”(12)在这里,外来移民通过阅读报纸接受到的信息(尤指有利于移民迅速融入美国社会的信息),相比移民报刊发送信息本身更为重要。这种“重要”乃是指接受信息这一行为本身即发送了某种“信息”,(13)一种基于实现国家目标和社会机体正常运作之目标的民族融合,在外来移民阅读报纸的过程中被逐渐实现。

  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催生出包括外来移民的融入、政治选举、战时宣传等一系列问题,这构成了实证主义传播学20世纪40-50年代在美国社会肇兴的现实需求。由于传播研究被放置在政治、社会这样的宏观命题下展开,加之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的飞跃性发展,都使实证主义传播学对“媒介”的定义基本局限于大众传播媒体。诸如广场、建筑物等实体空间,(14)以及口语、手势等个人表达手段则在传播研究里湮没不彰。

  同时,实证主义的传播学研究既因解决社会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而起,便刺激研究者在研究中采纳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传播不再是“个人表达的问题”,而成为了“彼此相关的实践问题”,“在组织并控制利益群体的工作中,它们被赋予重要的角色”。(15)传播的意义既被功能主义地界定为“组织和控制利益群体”,则“媒介”(更多是指大众传播媒体)自然就被当成是国家和社会组织、控制利益群体的“工具”。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控制之所以需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乃是由于“人”在社会、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被孤立为“原子化”个体。正如美国心理学者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心理学原理》中所指出的,每一个人都将宇宙分为两半,以“我”与“非我”区分两者。(16)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将“我”与“非我”的产生归于个人生活经验之不同。(17)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媒介”(大众传播媒体)的意义在于准确地将我的所思所想发送到你的头脑当中,从而打破“我”与“非我”的界限并分享意识。这乃是一种打通“我”与“非我”隔阂的“传心术”(telepathy),(18)是一种撒播(dispersion)和劝说,借以引导和管理公共舆论和社会价值取向。

  事实上,实证主义传播学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媒介”本身,而是通过“媒介”,陌生人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之间是否能够实现“心连心”。(19)“媒介”,也因此成为一种“工具”,媒介研究的重心完全落在了透过媒介传递信息产生的可验证的客观效果之上,也即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所谓“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而经验的事实上”。(20)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播媒介本质上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批判,因而我们普遍将其视作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对立面。但在对“媒介”的界定和理解上,法兰克福学派未必就比实证主义的传播学研究有更大推进。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视域依然主要停留于大众传播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媒介”所关涉的依然是社会与国家的控制。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社会中“以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方、以个体成员为被支配的一方”,组成了一种持续的运作关系。前者基于工具理性调控、制衡和统摄后者,而后者基于合理性认同、确信和依托于前者,从而形成一种共时态的或结构性的包容认同关系。(21)“媒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话筒”,向大众灌输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并由此建立意识形态统治的合法性。这实际上是实证主义传播学中指涉传递信息之“工具性”媒介理解的一种延续,区别仅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国家通过信息传递的方式向原子化的公众灌输意识形态给予了足够的警惕和批判。

  无论是实证主义的传播学,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始终围绕国家和社会如何通过信息的传递实现对个体的组织和控制,因而“媒介”的定义始终落在大众传播的范畴之内,成为传递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中性“工具”。从这个意义上看,芝加哥学派的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和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对传播和“媒介”的讨论,倒是比实证主义的传播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前进了一步。两人在个体自我意识形成的层面讨论传播,从而使传播变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也即雷蒙德·威廉斯所谓“分享式的传播”。库利认为,自我观念是在社会交流当中形成的,人和人相互之间是一面镜子,个人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形成自我观念,因而交流是自我认知形成的必要手段。米德则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宾我”(me)。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背景中的自我,自我是主我与客我的叠加,人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形成自我,这一过程同时也就将社会关系纳入到自我的构成当中。

  在库利和米德第传播的理解当中,互动与对话进入讨论的范畴,从而纠正了实证主义传播学中被默认的,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谓的“隔裂的谬误”:个体不再是“单个的、由于它的周围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的有机体,而是至少在两个有机体相互之间发生的,相互行动的内部活动”。(22)由于传播不再是大众媒体的信息传递和意识形态灌输,而是符号的互动和意义的彼此解释,因而“媒介”的范畴延展至语言、身体等人类交流行为的方方面面,同时人们通过“媒介”进行的符号互动行为乃是彼此适应性的行动,而非一种受到国家和社会支配的行为。用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话来讲,将人类的传播互动的讨论从行动向符号的转换能防止“(人类)生活的适应性行动本身变成非适应性的、倒退的,或者说支配性的形式”。(23)

  将传播讨论的视点从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组织和控制转移到个体之间通过符号互动形塑“自我”,由此“媒介”从传递信息的“工具”转变为个体间彼此适应的“中介”,这为之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解转变进行了奠基。(24)如果说库利、米德将“媒介”的理解推进到人如何通过人际交往体验自我的层面,那么麦克卢汉则更进一步,将媒介的意义安放于人如何“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层面:即人如何通过媒介,与其所在的这个世界相遇?麦克卢汉认为,人之“在世存有”主要依赖身体和神经系统的官能,而技术增强并延伸了肉体和神经系统的力量和速度,(25)人由于这种肉体和神经系统力量、速度的增强而提升了经验外部世界的能力。麦克卢汉将“媒介”理解为“人的任何延伸”,(26)乃是在人经验外部世界的层面,将这种提升肉体和神经系统力量、速度的现代技术规定为“媒介”。这里的“技术”显然不只是一对多、复制性的大众传播技术,因而包括口语、文字、服装、住宅、货币、时钟在内的用具,均在延伸人通过天赋的身体官能感觉和经验外部世界的能力的意义上,构成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能指。同时,与实证主义传播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将“媒介”看作传递信息之“工具”不同,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对个人和社会施加了或隐或显的影响,而“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7)在麦克卢汉看来,现代技术介入了人的肉身和神经官能感觉、经验世界的力量和速度,人始终处于这种由现代技术造成的“延伸”当中,并且在这种“延伸”之中,“投身于”一个与人共享的世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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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钱佳湧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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